《考槃室诗草》考辩

[蔽芾馆]

朱冰
关键词 考槃室诗草 考辩

谨以此文纪念吴恩裕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先生为曹雪芹研究、《废艺斋集稿》研究竭诚贡献了大半生心力，最后贡献了生命。

提要 《考槃室诗草》1974年由吴晓铃先生购得，其中发现了孔祥泽于1967年提供给吴恩裕的曹雪芹《自题画石》一诗，吴恩裕生前曾向吴晓铃先生提出目验《诗草》而未得。陈毓罴、刘世德于1978年发表的《曹雪芹佚著辨伪》一文认为“《考槃室诗草》是一个铁证，可以证明‘自题画石’诗确非曹雪芹所作。”1982年吴晓铃先生在第三届全国红楼梦会议上出示了《考槃室诗草》并作了主题发言，指“《自题画石》一诗是个赝品”。此次会后，除少数人对吴晓铃先生文章的结论提出异议外，据说红学界由此对《废艺斋集稿》的真实性“集体沉默了[i]”。近来，含有“自题画石”诗的《考槃室诗草》更是被某些人进一步当作“《废艺斋集稿》、曹雪芹书箱、香山老屋”“造伪团伙”“造伪的铁证”而大肆讨伐，一时间鼓噪之声干云。本文作者对《考槃室诗草》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考订，指出：吴晓铃先生、陈毓罴、刘世德等先生在《考槃室诗草》的作者、版本、散页、断代、序言、“应代记”等方面的论述存在诸多疏漏、错误和疑点。以含有《自题画石》诗的《考槃室诗草》作为“造伪铁证”否定《废艺斋集稿》、曹雪芹书箱的真实性不仅不足为据，而且是极不负责任的，已经给有关曹雪芹的研究造成极大损害。纠正这一冤案，还历史本来面目，不再让这几近于笑料的所谓“铁证”继续误导学界和读者，是本文的出发点。

一、《考槃室诗草》的作者是谁

1、 关于“作者”
一部著作之辨别真伪，首先要涉及的，当然是作者。《考槃室诗草》（以下皆简称《诗草》）的作者是谁？吴晓铃先生《回向》一文（以下皆简称吴文）中说，“其作者是于1933年尚在世的满族富察氏的富？（1868—？），他字竹泉，别号稚川居士，隶籍宛平”，也就是说，吴晓铃先生认为：《诗草》的作者可以肯定是富竹泉。
在涉及到“《自题画石》一诗是个赝品”、而实际上不可能“并不兼及《废艺斋集稿》、《南鹞北鸢考工志》和《瓶湖懋斋记盛》”的情况下，吴晓铃先生在判断作者的时候，一句交代也没有。本文作者分析，可能因为《诗草》每函的卷首都有“宛平稚川居士稿”字样，所以吴晓铃先生认为作者为富竹泉是不言而喻的。
问题是：《诗草》的作者真的是富竹泉吗？如果对孔祥泽的家世情况稍作了解，或仔细研究《诗草》本身和吴晓铃先生实际上长期个人掌握的其他旁证材料，即《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即使不对《诗草》的间接当事人孔祥泽进行采访，关于《诗草》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富竹泉，至少应该是存有疑问的。但吴晓铃先生没有这样做。在既没有对《诗草》的作者、也没有对相关旁证材料进行研究考证、甚至连有这样的旁证材料存在都没有予以公开披露的情况下，吴晓铃先生就武断地下结论说，《诗草》“其作者……是富竹泉。”由此出发，吴晓铃先生进一步断然宣布：“《自题画石》一诗是个赝品。”
本文作者在对《诗草》原件进行反复认真研究考证后认为：《诗草》是一个民国抄本，它的内容取自富竹泉的诗作，但《诗草》的抄存者不是富竹泉，更不是孔祥泽，而是富竹泉的第二个儿子、孔祥泽的二舅富德荣。结合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P370关于富德荣情况的孔祥泽口述、邓遂夫2007年7月对孔祥泽就《诗草》问题所做的专访中孔祥泽对《诗草》问题的口述，本文作者对孔祥泽的走访，再结合《诗草》与《绿棠吟馆子弟书选》的笔迹及有关内容的比对，几方面证据综合考证，可以确定：《诗草》的抄存者是富德荣。
吴文以《诗草》中夹有孔祥泽自述其家世交往和曹雪芹有关佚作佚画情况的散页及《诗草》中含有《自题画石》一诗断定《诗草》是富竹泉的手稿，进而断定“《自题画石》一诗是个赝品”，明显证据不足。吴晓铃先生1983年在全国红学会上发表《回向》一文后，除极少数学者如李百春等对吴文的方法和结论提出异议外，竟没有人对《诗草》再做过最基本的研究考证，而据说：大多数红学家就几乎一边倒地相信和接受了吴文的结论 。更不应该的是有些人在这一武断结论上进一步搞有罪连坐，殃及《废艺斋集稿》、香山老屋和曹雪芹书箱的真实性，以致于在曹雪芹身世生平创作和撰著内容有关资料本来就很稀少的情况下，将《集稿》、书箱、老屋提供的大量珍贵资料一举打入冷宫，导致曹雪芹集生命最后十年心血全力创作的《集稿》这一闪耀着高度人道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思想和科学价值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蒙羞受辱；使得提供《集稿》残存资料的孔祥泽多年里蒙受不白之冤；个别口德不端的“学者”者甚至对孔祥泽等人进行低俗且不符事实的人身攻击。这是中国学术的耻辱。

2、吴文关于《诗草》作者的姓名、字、号引用的错乱
吴晓铃先生是长期拥有第一手资料的，即《考槃室诗草》。首先应该指出的一个纰漏是：吴晓铃先生没有对《考槃室诗草》的作者进行认真考证，甚至将富竹泉的字、号都弄错。《考槃室诗草》每函卷首有“宛平稚川居士稿”几个字。关于“宛平稚川居士”这一称谓，吴恩裕原文是：“竹泉字稚川，作画时署‘金台三畏 ，‘富’是满州富察氏’”、“富竹泉因其祖父盛紫川是清朝恭王府的管家 ”。吴恩裕书中明白记载着：“竹泉字稚川”，即：稚川是字，不是号。《考槃室诗草》没有作者自序，也没有他人为作者写的序，但在第一函第一卷前面却有一篇“应代记”，占一页；“应代记”的后面是吴晓铃先生的“前跋”，占一页半。现在看到的情况，“应代记”和“吴前跋”都是装订在书里的，且使用的都是《诗草》绝大多数页秩使用的印有“鼓楼前 洪吉纸庄”商号的纸。“应代记”关于作者字号内容如下：“稚川居士姓富名竹泉字稚川别号稚川居士。”关于富竹泉名、字、号，“应代记”及吴文出现的错误有三个：一个是应氏的“竹泉为名”；一个是应氏的“别号稚川”；一个是吴晓铃先生引用应氏的“别号稚川”及吴晓铃先生自己想当然的“他字竹泉”。吴恩裕明白记载“竹泉字稚川”，散页中明白记载“先外祖富竹泉字稚川”，即，散页与吴恩裕的记载一致，都是“稚川为字”，到了落款时间为“七四、九、七”的“应代记”中，变成了“稚川居士姓富名竹泉字稚川别号稚川居士”，在“应代记”中，“竹泉”竟然成了名，“稚川”和“稚川居士”分别成了字和别号。而“竹泉为名”和“别号稚川”在吴恩裕原文和孔祥泽散页中，根本找不到出处。可见这个“代记”人应某在“代记”时是何等草率甚至任意发挥。吴文把“稚川居士”当作了富竹泉的“别号”，当来自应某的“代记”；而“他字竹泉”是吴晓铃先生没有做调查的想当然。“应代记”出现的富竹泉名、字、号的错记，究其原因，一是应氏没有看懂散页所记“先外祖富竹泉”这段话的意思，以致说出“姓富名竹泉”这样的话；二是对《诗草》中“宛平稚川居士”款的误读，将“稚川居士”说成了富竹泉的别号，这是应氏画蛇添足的发挥。吴文没有作深究，甚至没有核对吴恩裕或孔祥泽本人关于富竹泉名字号的说法，就跟着应氏的“别号稚川居士”走，因此误将“竹泉”当作了字，“稚川居士”当作了别号。吴晓铃先生作为学者，在判定《自题画石》诗的真伪时，对其作者的基本信息都没有对照原文进行核对。吴晓铃先生购入《诗草》是一九七四年，发表《回向》一文是一九八三年，去世是一九九五年。在长达二十一年的时间里，吴晓铃先生都没有对自己长期个人掌握的《诗草》作者基本信息进行考订，在这一点上也可看出，其治学态度是不够认真严肃的。

3、吴文关于“书主”和“原藏者”的叙述
在吴文的“其一”这一段，吴晓铃先生使用了“书主”和“原藏主”两个与“作者”不同的词汇。原文如下：“其一，吴恩裕先生问：‘听说《自题画石诗》有剪贴的痕迹？’然也。但不是剪，也未尝贴；而是书主用针从卷一、页十一下半页的左右两端挑开的，因此纸缘出现毛碴。估计可能是原藏者考虑撤去这半页，不料未及填补弥缝而骤然失去。”到了“其二”这一段，吴文又使用了“书主”一词：“可见稿本《考槃室诗草》的书主并非如吴恩裕先生听自著者的外孙所称‘富竹泉的第二个儿子名富德荣’。”
“书主”指谁？吴文明确排除了富德荣：“我说：不可能。书主不是富德荣。”吴文的根据是：“富德荣于解放后病死哈尔滨，而此稿在七十年代中期才出现于北京书林，故不可能。复次，就稿本所夹散页文字，可以肯定书主即富竹泉的外孙、楚珩的儿子，亦即有关全部曹雪芹佚著、佚文和佚诗抄存者和提供给吴恩裕先生传播的人。”因此，吴文实际上是说：“书主”是孔祥泽，根据是散页。而对于书的卷一、页十一何以出现这种情况以及责任者究竟是谁，前一句使用了“书主”，后一句使用了“原藏者”。在这段短短的叙述中，关于书的责任者，不知道吴晓铃先生为什么使用了不同的称谓，“书主”和“原藏者”是指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从吴文的叙事语气之衔接看，显然吴文这“书主”和“原藏者”是指同一个人。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那么吴文这样的在概念表达上的不准确，在吴文中非止一处。比如“‘自题画石’一诗是个赝品”，这样的表达就很不准确。“赝品”指什么？这诗不是曹雪芹所作？这诗不是富竹泉所作？我替吴晓铃先生分析，应指前者。本文作者特别指出这一点，正是因为这样的容易误导读者的不甚清晰的表达和涉及责任者的词语的随意代换，在吴文中太多了，容易给读者造成混乱，尤其是涉及辨伪和实际上兼及了曹雪芹的另一部著作《废艺斋集稿》的真实性时。词语构成语句，语句构成命题。如果词语的代换是随意的，那么就已经在客观上导致了命题的歧义 。
尽管吴文慎重地表示：“只谈谈《自题画石》一诗，并不兼及《废艺斋集稿》、《南鹞北鸢考工志》和《瓶湖懋斋记盛》等文，尽管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然而却没有任何展开和论述；尽管《诗草》卷一、页十一“用针挑开”和“考虑撤去这半页”云云的责任者提法前后不一，但这没有妨碍吴文所作结论的斩钉截铁：“《自题画石》一诗是个赝品”；“其作者是于1933年尚在世的满族富察氏的富？（1868—？），他字竹泉，别号稚川居士，隶籍宛平。”
富竹泉情况：
富竹泉，姓富察氏，名蕴和，字稚川，号竹泉，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卒于民国三十年代末。
吴文由于在各个环节都缺乏考证，包括最基本的作者信息都弄错，因而，吴文出现了最大硬伤——弄错了《诗草》的抄存者：《诗草》的抄存者不是富竹泉，而是富德荣。关于这点，将在下文中将详加叙述。

4、那位“用针挑开”和“考虑撤去这半页”的“书主”真的是孔祥泽吗？
如果说，吴文说《考槃室诗草》的作者是富竹泉，其依据是每函卷首的“宛平稚川居士稿”款，还算是有所本的话，那么被吴文当作造伪铁证之一的“用针挑开”和“考虑撤去这半页”的“书主”到底是谁，不能不详加考证，因为这直接涉及到“造伪”的责任人问题。根据上文所述，吴文断定为孔祥泽。
吴晓铃先生这样认为的根据有三条：
一是上述的“用针挑开”和“考虑撤去这半页”；
二是书中所谓“近人题记”，即应耆龄的“代记”；
三是“富德荣解放后病死哈尔滨”，而“此稿在七十年代中期才出现于北京书林”。
如果我对吴文的理解正确，那么以下试着分析一下，这三条能否作为孔祥泽造伪的铁证。
关于一。吴晓铃先生是亲自看到了或有目击者向吴晓铃先生证实过“用针挑开”和“考虑撤去这半页”的人是孔祥泽呢？还是吴晓铃先生自己向孔祥泽做过调查呢？如果这一点不能证实，按照吴晓铃先生的说法，就算《诗草》的作者是富竹泉，吴先生凭什么说该《诗草》“用针挑开”和“考虑撤去这半页”的人是孔、而孔的目的是造伪、进而“《自题画石》一诗是个赝品”、进而，在陈毓罴、刘世德那里变成了“造伪铁证”呢？这个跨度是怎样完成的？这里每一步结论的分析推进又是靠什么支撑的？吴晓铃先生文中，使用了“可能是原藏主考虑撤去这半页”，那么这是一个虚拟口气。《诗草》上“挑开”现象是事实，但这是吴文中所说的“作者”还是“书主”所为？以虚拟口气“可能”判断“原藏主”，并实际上指向孔祥泽，又以虚拟推测为据，指“书主”孔祥泽在“造伪”——“用针挑开”和“撤去这半页”。依据是什么？同样一句交代也没有。
关于二。吴文原文是：“必须说明，这则题记就是书友应耆龄君根据书中所夹散页而作。而散页‘开宗明义第一章’便说‘先外祖富竹泉云云’。可见稿本《考槃室诗草》的书主并非如吴恩裕先生听自著者的外孙所称‘富竹泉的第二个儿子富德荣’。”也就是说，吴文是根据书中的“应代记”确认“书主”是孔祥泽的。这样的论证方法有点蹊跷。一则，既然书中夹有可以认为是孔祥泽口气的散页，吴文为什么不直接引用散页的话，却要转一个弯，引用“应代记”呢？而“应代记”从内容看，是孔散页和吴恩裕发表于《文物》1973年第2期的《曹雪芹的佚著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中，关于孔祥泽家世情况的综合，其叙事角度和语气不伦不类且令人费解，随意发挥之处很多。吴文既然用散页证伪，就应该直接引用散页的话并展开叙述。吴文没有这样做，而是转用他人的代记。换句话说，在拥有第一手材料时不用，却转而使用第二手材料，即便完全从方法论出发也是不可取的，其信息完整和可靠程度是要打折扣的，而事实上就打了很大折扣，如上文所说富竹泉名、字、号的错乱问题。更为混乱的是：散页明明说的是：“先外祖富竹泉，先世曾作恭王府总管”，到了“吴前跋”里面，“先世“二字被去掉，变成了“先外祖富竹泉字稚川曾作恭王府总管”——富竹泉竟成为了“恭王府总管”！吴文之粗疏，一至于此。本文作者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应代记”疑点很多，而“吴前跋”在引用“应代记”时连明显的作者信息错误都照引不误。同时吴文又将“先世”二字都漏掉了，曾做过恭王府总管的人，从盛紫川变成了富竹泉。吴作为学者，这样明显的硬伤都没有发现。如果说，吴文坚持以“应代记”这样的第二手资料判断“书主”是谁并进而判断造伪之人，那么“应代记”必须是可靠的。但前面说了，一，应氏引用孔祥泽家世材料错误百出；二、应氏没有对他所引的孔祥泽家世材料出处作出任何考证和交代。吴文建立在错误百出的“应代记”上的辨伪，具有可信性吗？
关于三。“富德荣解放后病死哈尔滨”，而“此稿在七十年代中期才出现于北京书林”。吴文实际上是在说：孔祥泽作为“书主”，其“造伪”的时间段是在“富德荣解放后病死哈尔滨”至“未及填补弥缝便骤然失去”。如果本文作者对吴文的理解不错，那么，吴文举这样的理由为根据，充其量只能证明：1、书中原夹有可以认为是孔之笔迹的散页，只能证明《诗草》出于孔所在的家庭，散页可以是孔自己夹进去的，但也可以是别的家庭成员夹进去的；2、散页内容只是孔说明自己家世情况及看到过曹雪芹的佚诗佚画，吴文没有证明孔散页内容与作伪的必然联系是什么；3、吴文没有证明这本属于个人的《诗草》一定不可以修改、如有修改如“挑开”和“撤去”，其目的必定是造伪的理由；4、“用针挑开”和“考虑撤去这半页”的情节可能发生于富德荣病死哈尔滨之前，也可能发生在这件事之后。吴文没有证明它一定发生于“富德荣病死哈尔滨”和“骤然失去”这一时间段内。总而言之，吴文没有举出足以证明“用针挑开”和“考虑撤去这半页”的人一定是孔祥泽的证据，所谓“书主”、“造伪”云云，那不过是吴晓铃先生的个人怀疑和推测。吴文的逻辑错误在于：将可能性判断当作了必然性判断，将假言判断当作了事实判断。

5、陈毓罴、刘世德《辨伪》一文关于《考槃室诗草》、《自题画石》诗作者的论述
（1）、陈毓罴、刘世德关于《诗草》作者姓名、字、号引用的错乱
陈毓罴、刘世德发表于1978年的《曹雪芹佚著辨伪》一文之十：“‘自题画石诗’的作者是谁？”一节中的叙述是：“关于这首诗的来源，据吴文介绍（朱冰按：此处吴文盖指吴恩裕文），是抄存者从他的外祖父富竹泉所著《考槃室札记》手稿中抄出来的。富竹泉因其祖父盛紫川是清朝恭王府的管家，故得由某贝子家中看到此诗。原诗可能是写在扇面上画的石的上端。竹泉字稚川，作画时署‘金台三畏。’‘富’是满州富察氏。”本文作者详细核对，陈、刘文这段话完全引自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P268，没有出入，即：“竹泉字稚川”。但以下关于富竹泉的字号，则又引用了“应代记”的说法：“作者署名为‘宛平稚川居士’。这位稚川居士是谁呢？《诗草》书前附有近人所写的一则题记，其中说：‘稚川居士姓富，名竹泉，字稚川，别号稚川居士。’由此可见，这位稚川居士不是别人，正是吴文（本文作者按：指吴恩裕文）所说的抄存者的外祖父。”即来自“应代记”的姓富名竹泉、字稚川，别号稚川居士。这里，陈、刘同样没有考订富竹泉的名、字、号，而是不加详察地接受了“应代记”的错误提法，而“应代记”与吴恩裕文和散页中孔祥泽的说法是有明显出入的。比如吴恩裕文中是“‘富’是满州富察氏，”并没有提到富竹泉的名，而陈、刘却引用了“应代记”的“姓富名竹泉”，这在吴恩裕文章和孔祥泽散页中也同样找不到出处。陈、刘文既然引用了吴恩裕文章的说法，就应该对吴晓铃先生文和“应代记”中有关作者信息的不同处加以区别考订。这不是吹毛求疵，因为它事实上涉及了“应代记”引用价值和作为考据资料的可靠性。吴恩裕《浅探》一书记载，陈、刘早在1973年就表示了对《废艺斋集稿》真实性的怀疑，不管陈、刘的文章是自动撤回也好，还是被退稿也好，总之陈、刘《曹雪芹佚著辨伪》一文的正式发表是1978年，而含有“应代记”的《诗草》是1974年发现的，刘世德先生著、收有《曹雪芹佚著辨伪》一文的《红学探索》一书是2006年出版的 。这样明显的自相矛盾和疏漏是有时间也是完全应该加以纠正的，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对“应代记”和吴恩裕《浅探第十四篇•兼答》一文稍加留意和对比即可。但陈、刘先生没有这样做。与吴晓铃先生一样，陈、刘对《诗草》作者的基本信息也没有加以考订。
（2）、陈毓罴、刘世德是怎样将《诗草》抄存者说成是孔祥泽、从而栽赃孔祥泽的
为了将陈、刘是怎样玩弄移花接木的手法将《诗草》的抄存者说成孔祥泽、进而栽赃孔祥泽“用其外祖父的诗冒充曹雪芹的诗”的过程说清楚，本文作者先将陈、刘文章中这一段内容引全。需要说明的是：吴恩裕先生没有看到《诗草》原件。1979年春，吴恩裕先生带病去吴晓铃先生家，要求看看《诗草》原件，被吴晓铃以“拿去复印了”为由拒绝；吴恩裕先生就《诗草》原件情况向吴晓铃先生提出的若干问题被吴晓铃以“记不清楚了”搪塞过去 。与吴恩裕先生“辨伪”的陈、刘文章发表于1978年，时吴恩裕先生尚在世，但当时就已看到了《诗草》原件的陈、刘也没有将《诗草》原件情况向吴恩裕做过介绍 。这一情况，也可参看吴恩裕《浅探》一书第十四篇第十节 。因此，吴恩裕先生与陈、刘就《诗草》问题展开的答辩，就对原始材料的掌握而言，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的。尽管如此，认真阅读吴恩裕先生的《兼答》一文，仍可看出：吴恩裕先生对陈、刘《辨伪》一文的答辩是十分认真而恳切的，包括关于《诗草》问题的答辩在内。但是，可能由于吴恩裕先生答辩时心情急切，更由于吴恩裕先生为人胸无城府宅心宽厚，竟没有看出陈毓罴、刘世德是怎样巧妙地使用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手法，将吴恩裕论述孔祥泽作为从《考槃室札记》中将《自题画石》诗抄出的抄存者话，卑劣地移植为《诗草》的抄存者为孔祥泽，从而误导读者，栽赃孔祥泽“用其外祖父的诗冒充曹雪芹的诗”。
陈、刘这一段论述，全文照录如下：
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一部《考槃室诗草》(4)。现在就把这部书介绍给广大读者，因为它是一个铁证，可以证明这首“自题画石”诗确非曹雪芹所作。
这部《考槃室诗草》（下文简称《诗草》）是一种清抄本，共分六巷，装订为两册，外有布套。作者署名为“宛平稚川居士”。
这位稚川居士是谁呢？
《诗草》书前附有近人所写的一则题记，其中说：“稚川居士姓富，名竹泉，字稚川，别号稚川居士。”由此可见，这位稚川居士不是别人，正是吴文所说的抄存者的外祖父。
另外，《诗草》卷五有《哭长女孔楚珩》五律两首及《再哭楚珩》七律一首，可知其女名叫楚珩，其婿姓孔。而吴文说过，“竹泉女即抄录这些材料的抄存者的生母，名富瑾瑜，字楚珩”（13页），两相对照，不难发现，这位抄存者即是富竹泉的外孙 。
以下是陈、刘关于富竹泉年龄的考订，不再引。
吴恩裕先生原文如何？关于“竹泉女即抄存者的生母”、“抄存者即富竹泉的外孙”这段话是在何时何处、针对什么事情说的？全文如下：
“他的《自题画石》诗（本文作者按：这里的“他”指曹雪芹），不知写于何年；但据诗中的词意，可断此诗必写于他迁往西郊之后。这首诗是抄存者从他的外祖父富竹泉所著《考槃室札记》手稿中抄出来的。富竹泉因其祖父盛紫川是清朝恭王府的管家，故得由某贝子家中看到此诗。原诗可能是写在扇面上画的石的上端。竹泉字稚川，作画时署‘金台三畏’。‘富’是满州富察氏。竹泉女即抄录这些材料的抄存者的生母，名富瑾瑜，字楚珩，著有《楚珩诗草》，未刊，中有《和大观园菊花诗原韵十一首》。当初富的家庭，可能是爱好《红楼梦》的 。”
以下是吴恩裕先生关于《自题画石》一诗内容的理解和答辩，不再引。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吴恩裕这篇发表于《文物》一九七三年三月、后收入《浅探》一书的文章，在这一段论述中，对孔祥泽的“抄存者”身份，是针对《自题画石》诗抄自《考槃室札记》而言的；而上引陈、刘的一段话，孔的“抄存者”身份，则完全是针对《诗草》而言的。这样，陈、刘巧妙地使用了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手法，在新的语境、即《自题画石》的讨论中，歪曲吴恩裕原文的针对性和用意，将孔祥泽说成了《诗草》的抄存者。说得明白些，吴恩裕原文在这段话里的“抄存者”指的是：孔是从《考槃室札记》中将《自题画石》诗抄出的人，而不是《诗草》的抄存人。陈、刘用移植手法误导读者，达到使读者误以为孔是《诗草》的抄存者目的，从而栽赃孔“用其外祖父的诗冒充曹雪芹的诗。”
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陈、刘的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手段出了大纰漏。二00七年夏，邓遂夫就《诗草》问题采访孔祥泽时，邓问：“《诗草》里面有你的笔迹吗？”孔斩钉截铁地回答：“一个字也没有！”二00九年夏，本文作者在半个月里，对现已入藏首都图书馆善本部的《诗草》原件作了认真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经首都图书馆允许，也拍摄了大量照片，事实证明，孔没有撒谎。《诗草》上确实孔“一个字也没有！”至此，陈、刘关于孔是《诗草》抄存者的暗示和误导，可以破产了；进而，《自题画石》诗是孔“用其外祖父的诗冒充曹雪芹的诗”的说法也开始出现了巨大的裂隙。这理由很简单：陈、刘是用《诗草》证伪的，而现在，至少对现存《诗草》原件的文献研究表明：《诗草》的成书，与孔没有直接关系。书中夹有孔的手迹之散页，只能说明孔与《诗草》作者来自同一个家庭，有共同的爱好。而这一点，早在吴恩裕一九七三年三月发表于《文物》、后又收入《浅探》一书中的《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中作了说明，它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新鲜故事。以这样属于生活常识范围、人尽可为的行为作为所谓证据辨伪，有学术和法律依据吗？它属于哪一类版本学范畴或哪一类学术辨伪范畴？陈毓罴、刘世德这样做，学术良心过得去吗？在吴恩裕先生去世后，既然陈、刘先生不但一直坚持《自题画石》诗是孔造伪的观点，而且还因《辨伪》一文获奖，此文给陈、刘二先生还带来了荣誉，值得祝贺。但我为陈、刘先生计，为进一步提高该奖项的含金量，从而使《辨伪》一文万古流芳，并成为后世学子辨伪、治学的楷模，我以为陈、刘先生在《诗草》问题上似乎还有工作应该做而一直没有做，特提两点建议：一、亲自走访孔祥泽，趁孔尚健在且头脑清楚，看看孔自己对陈、刘先生上述关于《诗草》“抄存者”是孔的说法如何说辞，有没有漏洞可进一步做文章；二、将《诗草》的笔迹与孔的笔迹做一科学鉴定和比对，从而将孔的《诗草》“抄存者”身份以科学手段固定下来，将《诗草》、《自题画石》诗造伪一案真正做成铁案，铁证真正做成铁证。陈、刘先生是身居最高科学殿堂的著名学者，自然拥有著名学者应有的水平和气度，也拥有孔所不能比拟的优越科研资源和条件，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不要像吴晓铃先生那样，在人生前不给看，等人都去世了再来扭捏地“回向”，未免给人以造作有余真诚不足的印象，而且，谁都知道，死者是没法替自己辩解的。不知陈、刘先生以我的建议为然否。

6、关于“富竹泉所著《考槃室札记》”
吴恩裕关于《自题画石》诗的作者，在《曹雪芹丛考》一书卷一第四篇中的叙述是：“以下这首诗孔祥泽君说是从他外祖父富竹泉所著《考槃室札记》手稿中抄下来的 。”请读者注意吴恩裕文中“富竹泉所著《考槃室札记》”这十个字。
（1）、关于札记这一文体，据《写作大辞典》 P361：“札记 又作劄记。凡读书心得、体会、见闻或校勘、考证等所作文字，多称是名。这类文体内容往往比较庞杂，形式比较自由灵活。好的札记往往资料性、学术性兼而有之。”札记具有资料性这一特点，应该是常识。《困学纪闻》、《容斋随笔》和《梦溪笔谈》并称宋代考据笔记三大家，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是考史札记，清卢文昭《龙城札记》和《钟山札记》基本是校经札记，顾炎武《日知录》则是“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钱钟书《管锥编》既有校经，也有谈艺，就表达形式和风格而言，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史类著作的“当时体”，带有明显札记、随笔性质。这一类是学术性的。另一类札记比较个人化。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录了很多野史逸闻，都是随手写来，其中一些干脆就是野狐禅，大多都是听某某人说了些什么。这类札记写作心态较自由，很少拘束，它的目的多半只是作者自娱。这样的正史或野史类札记和随笔，在中国古籍中浩如烟海。在自己的札记中抄录别人的诗就是“造伪”，这至少是对中国传统札记这一类著作性质缺乏基本了解。即便经史子集，又有多少能保证绝对出自原作者呢？连《论语》的好多内容都是孔门弟子整理的。《诗三百》又是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口口传唱最后由人整理记录下来的？如果不是沈括在其札记体著作《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毕升印刷术，我们今天说中国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有文献根据吗？持《自题话石》诗为“造伪”说者，能否认或排除古今札记类著作中记录他人包括诗作在内的资料的可能性吗？
（2）、如果是孔祥泽有意用富竹泉的诗冒充曹雪芹的诗，会不会告诉别人说：这本书是我外祖父所著的？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孔祥泽在1967年告诉吴恩裕，曹雪芹有这样一首佚诗存在的时候，《考槃室札记》原件不在了，它毁于抄家，否则孔祥泽当然会拿出原件的。按照吴晓铃先生“造伪”的逻辑推论一下：富德荣解放前后就死于哈尔滨了，那么在将近二十年里，按照吴文的暗示，“书主”应该是孔祥泽。既然孔祥泽敢于说《自题画石》诗是从“富竹泉所著《考槃室札记》手稿中抄出来的”，又有什么不敢于将署有“宛平稚川居士稿”并收有《自题画石》诗的《诗草》拿出来的理由呢？无论《札记》也好、《诗草》也好，它们中记录的《自题画石》诗都不是第一手资料，都是抄自富竹泉所著，焉有敢说《札记》而不敢说《诗草》者？以至于吴晓铃先生自己都不解了：“天下竟复有以己之矛刺己之盾的楚人么？”原因其实很简单：孔祥泽没有造伪。孔祥泽所做的，只是凭记忆告诉吴恩裕先生：有这样一首曹雪芹的佚诗存在，是他从他的外祖父所著的书里抄出来的，而这首诗是他的外祖父得自礼王府的。此其一。其二，难道仅仅因为同为一家人、作为孔祥泽二舅的富德荣，将这首诗抄录进了《诗草》，就武断为“孔祥泽用他外祖父的诗冒充曹雪芹的诗”吗？如果坚持此说为“造伪铁证”，下结论者必须有足够证据和把握排除以下可能性：1、富竹泉绝无看到曹雪芹诗画遗作的可能；2、富竹泉绝无可能将曹雪芹的这首诗抄录在自己的札记里；3、富竹泉绝无可能告诉家人或后辈说我看到了一首画在扇面上端的曹雪芹的诗及其内容；4、富竹泉的家人和后人绝无可能将富竹泉《考槃室札记》中的诗抄录出来并编成集子。结合孔祥泽的家世情况考察，他出身于一个富裕并有着浓厚文化氛围的旗人贵族家庭，至少从盛紫川起，交往的也大都是当时的王公贵族，作为文人雅事的文化交流机会多，会接触和听说、甚至见到包括曹雪芹的字画遗作在内的东西，在当时的环境下，是绝无可能发生的事情吗？这样的要求和责难合乎历史环境、学术常识、生活常理、社会经验吗？其三，如果孔祥泽有意造伪，用其外祖父的诗冒充曹雪芹的诗，在吴晓铃先生暗示其为“书主”的将近二十年里，他完全有条件和时间将《自题画石》诗署为曹雪芹以取信于人，但该诗上没有署名。它没有刻意取信于人的动机和痕迹。知道它是曹雪芹的诗，这个信息只在家庭成员之间流传和谈论，只不过知情者孔祥泽在1967年将这首诗的存在告诉了吴恩裕。其四，如果事情真像吴晓铃先生推测的“书主”“用针挑开”、“考虑撤去这半页”的目的是“造伪”，这个“造伪”行为必定发生在1967年《札记》和《诗草》因抄家而失落之前。那么吴晓铃先生的“造伪”说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暗示的内在逻辑上：这个“书主”早就估计到了文革、抄家、《札记》和《诗草》失落等这一切发生的可能，从而预先“考虑撤去这半页”，以便用后来可能因抄家而不存在的《札记》里面“富竹泉的诗冒充曹雪芹的诗”。这是可能的吗？
（3）、《考槃室札记》存在过吗？吴文说：“《考槃室札记》不悉是否必有其书”，这又是一句语意不清指向不明的话。
吴文说：“（《考槃室札记》）仍在天壤间否？抑或共《考槃室诗草》同其厄运，于十年浩劫中散出”。如果吴晓铃先生的意思是说该书可能确实存在过，那么吴所说的孔用《诗草》“造伪”，就完全没有必要。既然有《札记》证明《自题画石》诗的存在，又为什么要用《诗草》“造伪”？
不管是《札记》也好，《诗草》也好，既然《自题画石》诗的出处都是“抄自”这两者，既然该诗“作者”都是富竹泉，既然连《考槃室札记》的存在，吴晓铃先生与吴恩裕先生一样也都是“听自”孔祥泽，既然孔的人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已经受到吴晓铃先生的无端怀疑和否定，那么《札记》即使存在，在吴晓铃先生那里，也一样不能证明《自题画石》诗的真实性。何况，除了孔家人，谁见到过富竹泉的笔迹？富竹泉不是名人，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去世，孔即便拿出富竹泉的笔迹，哪怕是拿出《札记》本身，按照吴晓铃先生《回向》一文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吴晓铃先生完全可以说它不是出自富竹泉。那么，吴文的上述发问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吴文的意思是该书不存在，《自题画石》诗是“造伪者”杜撰出来的“赝品”，那么作为该诗存在的唯一文字痕迹的《诗草》，“书主”为什么要“考虑将其撤去”，从而只是以口述形式向世人介绍它的存在？文字与口述，即使在眼下，在一般学者和读者的认识及接受意识中，哪一种取信程度更高一些？
吴文喜堆砌辞藻，遣词用字常常模棱两可，却不肯用明白晓畅的话将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本身说清楚。“《考槃室札记》不悉是否必有其书”这句语焉不详的话，指向的是哪一种可能性？《考槃室札记》“是否必有其书”？《诗草》卷六有《题自著考槃室随笔六首》（本文作者按：随笔即应是札记），之三有“不谈玄理不谈禅，旧事新闻倩笔传。聊把考槃名我室，清贫那蓄买山钱”句，可以作为《考槃室札记》存在过的证据。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九五年，作为《考槃室诗草》真正意义上的“书主”，不知道吴晓铃先生看过《诗草》的这些内容没有，以至有上述之问。

7、《考槃室诗草》抄存者富德荣及其《绿棠吟馆子弟书选》
富德荣情况：
吴恩裕先生《曹雪芹佚著浅探》中记载：“富竹泉的第二个儿子，字亚铎，京师高等警官学堂毕业……解放前曾任北京内六区的署员，日伪时期调内五区。后因神经不时失常，被革职。解放后病死在哈尔滨他的儿子家里。他生时曾偷窃亲友家的财物、富竹泉的遗物出售，并尝把他父亲、姐姐和其他亲友的诗抄录在一起出售。据孔祥泽说，陈、刘文所谓诗草，很可能是他搞出来出售的。”
富德荣，1900庚子年生，约于1950年前后病死哈尔滨。他的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北京的。据本文作者了解，富德荣患间歇性精神病，青年时代即发病，此后时断时续，一直没有痊愈。富德荣在京任职内五区警署之事，有同样为吴晓铃先生收藏却没有披露于世的《绿棠吟馆子弟书选》（以下简称《子弟书选》）封底富德荣的亲笔字迹为证（图片）。字迹内容为：“电话内五区署姚署长转电李广桥东街二号王宅找本人”。（图片）
本文作者所以举出上述例证，一是因为从《子弟书选》封底内容看，其字迹可确认为富德荣笔迹，尽管较潦草，但仍可与《诗草》笔迹进行比对和鉴定，看其是否同为富德荣笔迹；二是因为《子弟书选》的版本情况可以清楚地说明富德荣的精神状况确实不正常。一个精神病人的所作所为，是不能用来作为学术辨伪的“铁证”的。
《子弟书选》情况：
《子弟书选》也是手稿本（封面图片），版本情况如下：
封面：为手写墨字，左页边处为“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八个字，字体稍大，右边为六个书目，分别为：孟姜女哭城 天台奇遇 八仙庆寿 渔樵问答 俞伯牙摔琴 蝴蝶梦
序页为“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序” 用红栏八竖格、二十格纸。序页及正文用纸中缝边栏靠下字为红色之“绿棠吟馆”四字，序页下方有正方形印章一枚：有六个字：绿棠吟馆××（本文作者按：后两个字认不出）。序文最后为：壬戌之秋重阳日小莲池居士书于十刹海之汉严斋。
第二页第三页为：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序 红色栏线格有明显洇湿痕迹。落款为中华民国十一年岁次壬戌夏历中秋前三日金台三畏氏自识于绿棠荫馆
第四页 有“绿棠荫馆子弟书百种总目”字样，旁有第一卷，左全为书目，如八仙庆寿等，共六页，此六页用纸相同。第七页上右靠边栏处有“吴”字印章，下有“晓铃藏书”印。
八至十三页内容为旧书，书名为“治家准绳”，裁开反用，字体较乱。内容庞杂。
第十四页至二十四页用纸为红格纸，八竖栏，二十格，纸边折缝处有：“日升春”三字。书目：蝴蝶梦子弟书。后面为回目。
第二十五页、二十六页为石印书两散页，书目为：天台奇遇子弟书。后面为章回目。
第二十七页为手写墨迹：俞伯牙摔琴子弟书，字迹潦草 后面似为回目，用纸均为黄色竹纸。
第二十八页至六十八页 四全为手写墨迹，字迹潦草凌乱内容庞杂，第六十八页最后一行字为：孟姜女哭城终
第六十九页、七十页、七十一页用纸为红栏格纸 折缝处下方有：“绿棠吟馆”四字。
第六十九页书目为：渔樵问答子弟书 后面似为回目，字迹潦草凌乱。
第七十一页为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字为：渔樵问答终。
如上文所述，《子弟书选》封底用似是浅紫色铅笔写有：“电话内五区署姚署长转电李广桥东街二号王宅找本人。”
从以上该书版本情况可以看出：
用纸为六种，计有：红色栏线格纸六页、旧书裁开反用纸五页、印有“日升春”商号名称红栏格纸十页、石印书散页两页、手抄四十页、绿棠吟馆纸三页。
封面及封底字均为手写，使用发黄粗绵纸，线装，装订粗糙。
内容：大部为传奇、小说、野史、剧目等，手抄内容占多数，字迹相当潦草，格式混乱而无章法。甚至有将其他书页拿来直接用者，如石印“天台奇遇子弟书”二页。这样一部七拼八凑、混乱不堪、连自制百衲本都够不上的书，作者不但郑重其事地将它作为子弟书，而且还将各类书目列出，号称百种，还为之写序（子弟书内容图片）。
从以上《子弟书选》版本情况考察可知：
一、《绿棠吟馆子弟书选》无论封面还是内容，其字迹与《诗草》字迹完全相同，可以确定为一人所写。因此，《诗草》的抄存者可以肯定为富德荣。（《诗草》与《子弟书选》字迹对照图片）
二、从《子弟书选》封底警署云云内容看，与孔所说富德荣曾任职警员情况也相符，因此，书主和抄存者可以肯定为富德荣。富德荣离开北京后，可能将该书及《诗草》等，留在了北京，文革时被抄没，后流入中国书店。
三、《子弟书选》的成书时间，从其自序之“壬戌之秋”字样看，最早应为1922年，而至封底的“内五区姚署长”字样，再结合孔祥泽所说，富德荣于“日伪时期调内五区”情况分析，则《子弟书选》至少于四十年代初，还在作者手边。这样一本书，凡二十年里，一直受到其作者较多的关注，这是精神正常的人所为吗？
四、《诗草》中的诗作，其作者，从内容看，多数应为富竹泉所作，如《哭长女孔楚珩》等。但《题自署绿棠吟馆笔记》等数首，究为富竹泉所作，还是富德荣所作，不好确定。
五、《子弟书选》有“吴”及“晓铃藏书”印章两枚，与《诗草》之“吴”与“晓铃藏书”相同，推测两书应为吴晓铃先生同时购入；盖有其藏书印，可以确认吴晓铃先生看过该书。
结论：
从《子弟书选》版本情况看，孔说富德荣患有精神病、盗卖家中财物、拼凑家人亲友诗作售买等情节可信。富德荣是一位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

[蔽芾馆]

二、《考槃室诗草》版本情况
《考槃室诗草》的版本问题，是直接牵涉到《诗草》作者为谁和《自题画石》诗是否“赝品”的问题，吴晓铃《回向》一文、陈毓罴、刘世德的《辨伪》一文在《诗草》版本问题上的叙述存在诸多问题。不能不详加考察和厘清。

1、本文作者所见《诗草》的版本现状（图片）
本文作者先将《诗草》的版本现状就自己的考察结果作一个大概介绍，以便读者判断。
版本基本情况：
卷秩安排：
第一函 为一、二、三卷。第二函 为四、五、六卷。
题跋、印章：
第一函卷一第一页左页右页均为应某字，即“应代记”，“应代记”三字下有印章一方，为“应书？（本文作者按，第三个字认不出）”三字；第二页左右页为吴晓铃前跋，靠右边栏线处上有一椭圆型印章，下有“绿云山馆”印章，第三页右页仍为吴晓铃前跋，左页无字。
第一函卷一第一页阑线外第一行上方钤有“吴”字印章一枚，阑线内第一行下方钤有“晓铃藏书”印章一枚。第二函卷四第一页右页靠右天头处有“吴”字印章、下方靠右处有“晓铃藏书”印章。
书题、纪年、款识：
第一页第一行顶格写“考槃室诗草”五字，下有“卷一 甲子”四字。第二行下方有“宛平稚川居士稿”七字。第三行即正文第一首诗《肥遯吟》。
页数、用纸：
第一函卷一共十六页。卷二第计十五页。卷三计十九页，第十九页左页无字。第一函从第一页至最后一页用纸全部相同，为浅黄色竹纸，象鼻上方有“鼓楼前”三个字，鱼尾下方有“洪吉纸庄”四个字。第二函共十四页。卷六第四页、第五页有剪贴。卷六第七页、第八页用纸折口及其他部位无任何商号标记，用双线六竖栏、二十二格纸。第十七页用纸无任何商号标记，单线竖栏八栏，每栏二十二格。墨迹稍粗重。第十八页下半页与第十七页同，上半页与“鼓楼前 洪吉纸庄”纸同。翻看页间，夹一张与十七页相同的纸。墨迹稍粗重。十九至二十三页用纸均为“鼓楼前 洪吉纸庄”。第二十四页用纸与第十七页同，但仅上半页有字，为卷六最后一首《輓彭同九兄》，该页用纸边栏无任何商号印记，八竖栏 每栏二十二字。二十四页左页无字，二十五至二十九页均无字。用纸边栏下方有繁体“宝兴泰”三字，单线七竖栏，每栏二十二格，纸色稍白。第二函封底装订线共四处针眼，第一处与第三处有明显重新装订过之痕迹，此二处均存有另外订眼。第二十五至二十九页，封脊下方没有其他页所涂之绿色颜料痕迹。
装订、封脊：第一函封面及封底装订线整齐。第二函封底装订线共四处针眼，第一处与第三处有明显重新装订过之痕迹，此二处均存有另外订眼。第二十五至二十九页，封脊下方没有其他页所涂之绿色颜料痕迹。《自题画石》诗所在之卷一、页十一封脊下方没有其他页所涂之绿色颜料痕迹。
字体：全书正文字体相同，为一人字体。
剪贴情况：卷一第十一页下半页，即《自题画石》页，右边阑处确有如吴晓铃先生说的：似是“用针挑开”的痕迹，但不是“未及填补弥缝”，该处现在的缝隙是弥合的；沿左边阑处有约三厘米破损，夹有首图入藏情况纸条：“有破损”。破损处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仍然破损，没有经粘补弥合的痕迹。页下方边缘处纸有破损，
卷六第十八页页间，夹一张与卷六第十七上半页相同、无商号标记的纸（图：《诗草》换页情况）；卷六粘补情况更混乱和明显，吴晓铃先生说成“不侔”，即不够整齐和规范，是对的（卷六粘补换页情况图片）。这样的混乱是其书主、抄存者（不管考辨的人认为他是谁）惟恐世人不知道其在造伪，所以才将这些如吴晓铃先生所说的“销毁、违碍、不便示人之处”特意留存下来招摇。是这样的逻辑吗？
结论：根据以上版本考察情况，本文作者的结论是：
第一函字体及抄写较整齐，书籍用纸等较正规；第二函较混乱，主要表现为用纸及剪贴、夹页、涂抹修改、字体潦草等。第一函卷一页十一，即《自题画石》诗所在纸页，封脊处没有绿色颜料涂抹痕迹，说明该页是在第一卷抄写、装订完成后，作者后来又加入的。根据该页的挑开、弥缝、破损、后来加入等情况推测，作者对该页内容是否应收入《诗草》有犹豫和反复，但以挑开弥缝判断其动机是造伪，则过于武断，因为挑开、弥缝、甚至该页封脊没有绿色涂料等行为，恰恰是留下作者犹豫、反复的痕迹而不是相反。按照一般造伪常识，是会尽量去掉与它处明显异常的痕迹的。该书抄写、制作者没有这样做。结合前文对抄写、成书的责任者富德荣的情况判断，可以确定的是：富德荣对此页内容是否收入有犹豫和反复，但不能确定其刻意作伪，因为其不属于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是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正常人，目的是抄书售卖、甚至作伪，是不会置《诗草》版本的诸多明显混乱情况于不顾，故意授人以柄的。

2、吴文及陈、刘文关于《诗草》版本问题的叙述
吴文关于《诗草》版本问题的全部论述
吴晓铃先生《回向》一文，关于《诗草》版本问题的全部叙述如下：“原稿系北平陷于寇氛间的鼓楼前洪吉纸庄印制的红格本。半页六行，行二十字。尾补订未著纸庄字号一页，半页八行，行二十二字，录有最后诗作《挽彭同九姻兄》七律一首。再后又补空白红格纸五页，半页七行，行二十字，书口下端鱼尾后有‘宝兴泰’标记。卷六页四下半页用‘宝兴泰’纸粘补五行半，共原用‘洪吉纸庄’纸为七行半。页五上半页用‘宝兴泰’纸粘补四行，并原用‘洪吉纸庄’纸为八行。行格迥异，一望便知不侔。此稿下册书沿有钉眼外露，显系撤去最后一页粘补所割裂空白，又重为钉线遗留痕迹。根据粘补前的原稿当为六行一百二十格，销毁诗若干首不详，其诗想当亦有‘违碍’或‘不便示人’处 。”
陈、刘文关于《诗草》版本问题的全部论述
这部《考槃室诗草》（下文简称《诗草》）是一种清抄本，共分六卷，装订为两册，外有布套。作者署名为“宛平稚川居士。”
以下，陈、刘引用了《诗草》中若干首诗，以证明富竹泉的年龄，结论是：
“可推知作者富竹泉当生于1868年，即同治七年。弄清楚富竹泉的生活的年代，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意在说明两点：第一，曹雪芹逝世百年之后，富竹泉方才降生于人世；第二，直到1923年，富竹泉还活着。试想，由这样一个人的著作中挖掘出来的曹雪芹的“佚诗”，如果不是别有来源，别有根据，是很难说是真的。”
吴、陈、刘在《诗草》版本问题上表现的治学态度
以上是我们的北大教授吴晓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学者陈毓罴、刘世德，在对一部版本、内容都有争议的著作辨伪时，关于该著版本问题的全部论述，以及陈、刘判断《自题画石》诗的真伪时，对该诗第一抄存者富竹泉为什么受到怀疑的全部论述和理由：富竹泉的年龄。
本文作者知道和看到到吴晓铃的《回向》一文是2009年，知道陈、刘的《辨伪》一文存在较早，但认真拜读和研究是2009年。应该说很晚。认真拜读三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的这两篇辨伪文章后，第一感觉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因为吴、陈、刘所持观点，而是其辨伪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与他们的身份名头和所享巨大声誉在这一题目上的工作水平之低所存在的巨大反差。吴晓铃先生关于《诗草》版本问题的论述，包括结论在内，一共280字。吴之《回向》一文注13中说： “关于稿本的纸质、墨色、装祯、破坏痕迹的鉴定和为之恢复原状，皆书友王志鹏兄之助，记此以志我感谢之忱。”看到这里我几乎瞠目结舌了！这样涉及到重大真伪之辨的重要的版本考订工作，吴晓铃先生竟没有亲自做，是委托别人做的，吴晓铃先生所做的只是把这二百几十字的考察结论拿过来就用、下个结论而已！这样粗疏草率的版本情况考察，竟丝毫没有妨碍吴晓铃先生斩钉截铁地得出“《自题画石》一诗是个赝品”的结论。关于《诗草》版本、作者问题考察上出现的重大失误，直接导致了一场持续了三十余年的冤案，使得曹雪芹及其佚著的研究蒙受了重大损失。我想问身为承载着中国最高学府最高学术水平之美誉的北大教授的吴晓铃先生：天下的学问竟是可以如此做的？！那么，是谁羞辱了红学、羞辱了学术、羞辱了景仰和信任我们的红学家的广大《红楼梦》的读者和爱好者及曹雪芹先生的景仰者？又是谁羞辱了雪芹先生集生命最后十年心血和心力创作的、遗爱人间的《废艺斋集稿》？学术中正常的质疑当然是允许的，但以亵渎学术的态度去质疑，最后被亵渎的必然是其人自己！
而陈、刘先生关于《诗草》版本的考察，连标点在内，共计56个字。如此简略的叙述中，还有一处硬伤：将《诗草》断代为“清抄本”。而陈、刘先生自己却在辨伪过程中，屡屡引用《诗草》中不少标有民国纪年的诗而浑然不觉。这样一篇“关公战秦琼”式的《辨伪》文章，据说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95年优秀科研成果奖。我当然不怀疑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奖专家的权威性，我也没有根据怀疑该奖项评选过程操作的公正性，我只能理解为在《辨伪》一文审查评选时，参评的评委们由于过于劳累，集体处于大脑缺氧状态。
对版本的考察如此草率，但对富竹泉无端的人身攻击，陈、刘先生却一点也没有吝惜笔墨。在使用了一页半的篇幅考证了富竹泉的年龄后，陈、刘先生这样说：“弄清楚富竹泉的生活的年代，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意在说明两点：第一，曹雪芹逝世百年之后，富竹泉方才降生于人世；第二，直到1923年，富竹泉还活着。试想，由这样一个人的著作中挖掘出来的曹雪芹的“佚诗”，如果不是别有来源，别有根据，是很难说是真的。”
陈、刘否定富竹泉的《诗草•自题画石》诗第一抄存者身份的全部理由：年龄。说穿了是：“谁让你活在、死在那个年代的？唯因如此，你说的话不可信。”这是辨伪、学术研究，还是泼皮无赖在撒野？我想问身为中国最高社会科学殿堂著名学者、集诸多响亮头衔于一身的陈毓罴、刘世德研究员：您们自己，距离雪芹先生逝世的时间，是不是较富竹泉更为久远一些？二百多年了。按照这样的辨伪逻辑，不但您们自己，凡雪芹先生身后一百年才降生于人世的人，都没有挖掘雪芹先生有关材料的资格；凡在此时间之后挖掘出的材料，都“很难说是真的。”那么，刘世德先生是根据谁挖掘出的资料说“卞本”是真的（我个人对卞本没有研究，仅以此举例）？又是根据谁挖掘出的材料说通州的墓石是真的？还有薛素素脂砚，是大收藏家张伯驹民国年间收藏、挖掘出来的文物，张伯驹是否也应属于“这样一个人”、薛素素砚是否也“很难说是真的？”而刘世德自己挖掘出的“上元刘氏”印章是否也“很难说是真的”？陈、刘先生的答案，我想，当然是否定的，也就是说：陈、刘衡量自己和富竹泉，使用的不是同一道德坐标系。富竹泉仅仅因为降生于雪芹身后一百年就成了“这样一个人”，陈、刘却可以是居高临下地盛气凌人、尖酸刻薄地用一篇无论从内容还是态度都很难说是学术的文章轻易否定他人人品的人。诸如：“这个杨某人突兀而出，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之类 。杨啸谷何许人？民国年间著名文物学家、古瓷研究学者，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古月轩瓷考》作者。民国年间凡从事文物收藏或研究者，大概没有不知道杨啸谷及其《古月轩瓷考》的。陈、刘不知道，于是杨啸谷就成了“突兀而出，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人。《辨伪》一文从头到尾，都弥漫着、充斥着这样一股无端的怨毒。陈、刘先生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3、关于“应代记”、“吴前跋”和“孔散页”
“应代记”和“吴前跋”（图片）
第一函第一卷前没有作者自序和他序。只有一篇“应代记”，一篇“吴（晓铃）前跋。”第一页上，应耆龄写的“代记”，占一页；“应代记”后面是吴晓铃先生的“前跋”，占一页半。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应代记”和“吴前跋”是装订在书里的，这应该不是《诗草》的原始面貌，即中国书店当初购进时的面貌。那么，“应代记”和“吴前跋”是什么时候装订进书里的？“应代记”和“吴前跋”使用的纸是与《诗草》第一函使用的纸完全相同的、在折口处均印有“鼓楼前 洪吉纸庄”商号名称的纸，这种纸当然是把书里原来的纸拆下来使用的，只是不能确定是从第一函还是第二函、以及什么部位拆下来的，又是什么时候装订进去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重新拆装？使用书中原来用纸，也许是想在尽量不破坏原书面貌的情况下将“应代记”和“吴前跋”装订进书里，但实际上这样的拆、用和装订，一是已经破坏了书的原有面貌；二是，对于一本涉及到真伪之争、吴文又明确指出有人对该书动过手脚（即所谓“用针挑开”和“考虑撤去这半页”）是判断“《自题画石》一诗是个赝品”的证据的情况下，是应该尽量避免对书的原始面貌作任何改动的。不知道“应代记”和“吴前跋”装订进书里的特殊必要性是什么？“应代记”没有交代，“吴前跋”也没有交代。吴晓铃先生一九八三年在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据说“请当场的红学家都目验过 ，”当时书里是否装订有“应代记”和“吴前跋”，不知当时目验过的专家还有否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
1、“应代记”和“吴前跋”是装订在一起的，那么，《诗草》在被吴晓铃先生购得后，至少重新装订过一次。2、出版于一九八三年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辑中，吴晓铃先生《回向》一文中，有“孔散页”照片，但没有“应代记”的照片。那么，“应代记”是何时使用“鼓楼 洪吉纸庄”的纸写的这份“代记”呢？该“代记”落款时间是“七四、九、七”，距离吴晓铃先生买到《诗草》的七四、九、九仅两天。那么，按照这个时间推断，“应代记”是否写于并装订于七四、九、七，至七四、九、九吴晓铃先生在中国书店购入《诗草》前的两天之内？如果是，这个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本文作者提出这个疑问意味着：如果应某人的“代记”不是在两天之内写完和装订在书里的。那么就意味着它必是在吴晓铃先生购入《诗草》之后才做的，而落款日期为“七四、九、七”是为了与吴晓铃“七四、九、九”的购书时间相配合。如果这样的推测不错，那么做这个画蛇添足的“应代记”是出于应某人自己的意志还是其他人的意志？
2、“应代记”和“吴前跋”出现并装订在《诗草》里，目的何在？本文作者的推测是：将原有的孔祥泽笔迹散页替换掉，但又必须对孔散页内容有所交代，故而为之。
3、发表于《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辑的吴晓铃《回向》一文中，刊于该刊的照片没有“应代记”和“吴前跋”。那么，“吴前跋”是何时出现的？是与“应代记”同时装订进书里的吗？如果是，这件事发生于什么时间，为什么不见于《红楼梦研究集刊》，在“吴前跋”里是应该加以说明的。然而没有。无论是“应代记”还是“吴前跋”，何时所写、何时装订入《诗草》，因为什么原因和理由，同样，一句交代也没有。
4、、吴晓铃所以在吴恩裕生前不给他看《诗草》原件，其中的“违碍”和“不便示人之处”是否包括了对“应代记”、“孔散页”的置换、对《诗草》原件所作的改动？因为《诗草》原件情况及那样的置换和改动，是瞒不过吴恩裕先生的。把它坐实为“造伪铁证”只能等到吴恩裕先生身后。
5、“孔散页”与“应代记”全文内容对照：
“孔散页”内容：
先外祖富竹泉字稚川先世曾作恭王府总管恭亲王是溥儒的父亲在溥儒年轻时先外祖经常同他和诗谈画曾见溥先生（当时府里皆称其为小二爷）借自礼王府里所藏的曹雪芹（他本人题署多用芹圃或梦阮不用雪芹）字画题诗墨迹多件先外祖曾有记载（记入考槃室札记颇详）。所以溥儒对曹雪芹的著作是比较爱惜的。他曾与先外祖先慈均步大观园原韵合过不少诗我们最初知道南鹞北鸢考工志这一风筝谱的事就是听先外祖说他早年曾在小二爷处见到他借自礼王府的但我外祖已记不清原书的题签是什么了（图片）。
“应代记”内容：
稚川居士姓富名竹泉字稚川别号稚川居士室名考盘室先世曾任恭王府总管稚川常往来于恭王府中与恭王次子溥儒谈诗论画溥曾借礼王府所藏曹雪芹字画题诗墨迹多件与稚川共同观摩稚川均记入考盘室札记中记载颇详曹本人所题署之字画多用芹圃或梦阮而不用雪芹溥于曹之著作搜罗较多爱惜备至曾与竹泉及竹泉之女步大观园原韵和诗甚多（惜未收进此诗草中）并曾见溥借自礼王府所作之风筝谱（即南鹞北鸢考工志）竹泉与名坤伶富竹友为同宗
以上见富竹泉之外孙笔记（未题名）（图片）
“吴前跋”内容：
北京中国书店进货科应君耆龄所记，其内容则本诸卷内夹页文字，今此书归余所有，录之如后，以备考索：
先外祖富竹泉，字稚川，曾作恭王府总管（恭亲王是溥儒的父亲），在溥儒年轻时先外祖时常同他和诗谈画，曾见溥先生（当时府中皆称之为小二爷）借自礼王府所藏的曹雪芹（他本人题署多用芹圃或梦阮，不用雪芹）字画题诗墨迹多件，先外祖曾有记载（记入考槃室札记颇详）。所以，溥儒对曹雪芹的著作知道的较多，也是比较爱惜的。他曾与先外祖、先慈均步大观园原韵合过不少诗。我们最初知道《南鹞北鸢考工志》这一风筝谱的事，就是听先外祖说他早年曾在小二爷处见到他借自礼王府的，但我外祖已记不清原著的题签是什么了。（图片）
细心的读者如果有精力，将“孔散页”与“应代记”作一个比对，我想，谁的文字（用吴晓铃先生的话说）更“不侔”、画蛇添足乃至胡乱发挥，答案应该是清楚的。这里就不再浪费笔墨了。

4、“孔散页”下落不明及本文作者的余论
文本作者2009年6月第一次去首都图书馆查阅《诗草》原件时即发现，一九八三年《回向》一文发表时，同时发表的孔散页其原件不在。经首都图书馆善本部王玉英等两人以上证实：吴晓铃先生藏书是2000年入藏首图的，入藏以来，该部工作人员从未见过什么散页。
换句话说，有理由做这样的推测：“应代记”及“吴前跋”的出现和装订进《诗草》，至少目的之一是为了将孔散页换出。孔散页现下落不明，是吴晓铃先生没有随藏书一起捐出，还是另有去向？陈、刘在《辨伪》一文的最后，有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我们则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肯定抄存者是看过《诗草》的，而且可以肯定他就是从中抽出这首《自题画石》诗来的。”我想，陈、刘所说的“确凿证据”应该是指“孔散页”吧？一九七八年陈、刘的《辨伪》一文发表时，没有提到“孔散页”的存在，只是神秘地说有什么“确凿证据”；直至吴晓铃一九八三年发表《回向》一文、后又将其刊登于《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辑，才将其作为“《自题画石》一诗是个赝品”的“确凿证据”披露出来。奇怪的是：无论陈、刘文还是吴文，都没有正面讨论孔散页这个“造伪”的“确凿证据”与《诗草• 自题画石》诗为“赝品”、“造伪铁证”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惟能看到“孔散页”如云中之龙一般，忽隐忽现，藏头露尾，直至下落不明。圣人说：“吾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而有人似乎刻意对圣人的话反其意而用之：“患人之不己知，不患不知人也”，即有人以己推人，以为孔一定会像他们的小人之心揣测的那样，对自己笔迹的散页不敢承认，所以这个散页才被掩掩藏藏。2009年夏，网名YUPENG的人，在《艺苑论坛》网站，突然以最高调门和最激烈措辞，对孔祥泽、张行连续进行人身攻击，诸如“造伪的大骗子”之类言辞，几近目不暇接，从2009、5、20开始，至7、20基本结束，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天天如此。YUPENG对《自题画石》诗有疑问，认为其是造伪，本文作者目前查到的材料，最早是2005年。2007年在《夜看红楼》网站，YUPENG虽然仍持疑问和造伪观点，但态度还是有客观和善意的一面的。而2009年夏，以YUPENG为主在《艺苑论坛》发动的“孔、张都是造伪的大骗子”的高调、连续的人身攻击风波，与所谓“确凿证据”即“孔散页”的下落之间，是否有着微妙的联系？与在这场论战中不时被提及的“刘世德先生与YUPENG最近走得比较近”的说法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三十年过去了，刘世德先生耿耿于怀的“确凿证据”到底是什么，刘先生愿意将它披露于世吗？它与孔“用《自题画石》诗冒充曹雪芹的诗”之间的必然联系到底是什么，刘世德先生愿意做进一步的论证以飨关心此事的《红楼梦》学者和读者、爱好者吗？还有，“孔散页”这个“造伪的确凿证据”如今下落何方，刘世德先生如果知道的话，愿意提供一二吗？拭目以待。

朱冰于京华大风堂
2009-8-16初稿
2009-12-6改定


又及：


有人说我的《考辨》一文看着费劲。实话说，我是希望尽量婉转一些。既然有人对文明语言消化不良，那我就直接了当说：


《诗草》早已失去辨伪价值：
1、装在书里的“应代记”既然时间落为七四、九、七，那么有理由推断：在《诗草》被吴晓铃购得以前，应某已经重新拆装过一次了；
2、装在书里的“吴前跋”没有落时间，但既然装在书里，有理由推断：又重新拆装过一次；
3、既然“孔散页”下落不明，被人藏匿起来，那么有理由推断：《诗草》的其他一些页也有被藏匿的可能，以销毁于辨伪者不利的内容；
4、如果吴晓铃先生交代一下“应代记”和“吴前跋”的写作、装订时间的话，后人对这样的拆装的理由还算是有个参考。但正如我反复强调的：“一句交代也没有”。
5、既然刘世德说富竹泉生于雪芹身后一百年就是不值得信任的，那么陈、刘生于雪芹身后二百年，且有理由推断将“孔散页”藏匿起来的必是二人中的一人。如此人品，更不值得信任。
6、我所以将〈诗草〉所有页数都列出，就是要留个证据让大家看看。谁知道是不是原始面貌了？缺了哪些页了？
7、对于涉及重大争议的文物、文献，只要有确凿证据被动过手脚了，那么就失去辨别真伪的价值了。这是文物界常规和文物常识。

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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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闭幕》：“红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所谓曹雪芹‘佚诗’和‘小像’问题也已基本澄清。已证实所谓《自 题画石》一诗，确系民国初年富竹泉所写”。 《解放日报》1982年10月30日。
2、 《曹雪芹书箱重新确认》 艺苑论坛网站 http://bbs.openow.net/showthread.php?t=11707
3、 《曹雪芹丛考》P59，吴恩裕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2月一版一印。
4、 《曹雪芹佚著浅探》P268，吴恩裕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年11月一版一印。
5、 《逻辑哲学》P5 奎因著 邓生庆译 三联书店 1991年12月一版一印
6、 《红学探索 刘世德论红楼梦》P181 刘世德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1
7、 《曹雪芹佚著浅探》P368 吴恩裕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11
8、 《红学探索 刘世德论红楼梦》P184：“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一部《考槃室诗草》。现在就把这部书介绍给广大读者，因为它是一个铁证 ，可以证明这首‘自题画石’诗确非曹雪芹所作。”
9、 《曹雪芹佚著浅探》P366 吴恩裕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11
10、 《红学探索 刘世德论红楼梦》P185 刘世德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1
11、《曹雪芹佚著浅探》P268 吴恩裕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11
12、 《曹雪芹丛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2月
13、 《写作大辞典》 庄涛 胡敦骅 梁冠群主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2年4月第一版 1996、2月第三印。
14、据吴晓铃先生《回向》一文尾注13：“关于稿本的纸质、墨色、装祯、破坏痕迹的鉴定和为之恢复原状，皆书友王志鹏兄之助，记此以志 我感谢之忱。”
15、 《红学探索》P137。刘世德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1杨啸谷，民国年间著名文物学家、古瓷研究学者。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 授，《古月轩瓷考》作者。
16、 同注2。

[蔽芾馆]

《诗草》封面图片



《诗草》卷一第一页


《自题画石》诗所在页



《诗草》粘补修改局部



《诗草》粘补修改局部2



《诗草》粘补修改页全

[龙言]

能登一下"自题画石像"的照片,和其中的一些诗吗?

集中还有对石头赞叹的诗吗?

[蔽芾馆]

作者: 龙言

能登一下"自题画石像"的照片,和其中的一些诗吗?

集中还有对石头赞叹的诗吗?

《自题画石》诗图片在3楼。
你说的对“石头赞叹”诗指什么？

[樵叟]

看不见图片！！！遗憾。

[蔽芾馆]

作者: 樵叟

怎么看不见图片？

另外，为什么不用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有关折子”对其进行笔迹对照？

“有关折子”指什么？与《诗草》有关吗？

[蔽芾馆]

《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封面


《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封底



《子弟书选》与《诗草》笔迹比对



《子弟书选》用纸1



《子弟书选》内容及用纸2



《子弟书选》内容及用纸3

[蔽芾馆]

4楼、5楼：
请等我把图片传完再回答。
谢谢关注。

[蔽芾馆]

《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辑孔散页照片



“应代记”1



“应代记”2


“吴前跋”1


“吴前跋”2



“吴前跋”3

注：图片上传完毕。

[衡阳雁回]

好文，有理有据。
最欣赏其中一段：
“这样一篇“关公战秦琼”式的《辨伪》文章，据说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95年优秀科研成果奖。我当然不怀疑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奖专家的权威性，我也没有根据怀疑该奖项评选过程操作的公正性，我只能理解为在《辨伪》一文审查评选时，参评的评委们由于过于劳累，集体处于大脑缺氧状态。”

[蔽芾馆]

作者: 衡阳雁回

好文，有理有据。
最欣赏其中一段：
“这样一篇“关公战秦琼”式的《辨伪》文章，据说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95年优秀科研成果奖。我当然不怀疑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奖专家的权威性，我也没有根据怀疑该奖项评选过程操作的公正性，我只能理解为在《辨伪》一文审查评选时，参评的评委们由于过于劳累，集体处于大脑缺氧状态。”

[樵叟]

解决问题的最简单办法：将“‘曹雪芹’笔迹”与曹頫折子里的笔迹进行对比鉴定！

[蔽芾馆]

作者: 樵叟

解决问题的最简单办法：将“‘曹雪芹’笔迹”与曹頫折子里的笔迹进行对比鉴定！

科学鉴定是解决文物争议的有效途径之一。
但您的这个办法需要一个前提：即：曹雪芹等于曹FU，已经成为定论。在这样的前提下，这个鉴定是有意义的。

[龙言]

作者: 樵叟

解决问题的最简单办法：将“‘曹雪芹’笔迹”与曹頫折子里的笔迹进行对比鉴定！

哪位能登一下"曹頫折子里的笔迹"? 无论他是不是曹雪芹,比对一下都很有意义.